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憨山大师略传(五)曹溪滴水自灵源 流入沧溟浪抽天



(五)曹溪滴水自灵源 流入沧溟浪抽天



    接上篇:憨山大师略传(四)


  万历二十三年(1595),神宗皇帝不满意皇太后为佛事耗费巨资,神宗本信道教,素来不喜禅僧。大师远遁牢山时,住观音庵,建海印寺。此观音庵地基,毁弃之前为道教寺院。恰好太后派了位朝中大臣所忌的使者送大藏经到牢山,反对太后的权贵、奸人窥伺神宗的喜怒,乘机唆使东厂太监假扮成道士,衙门前击登闻鼓(古时极大冤情诉讼者越级直诉之方式),挑起僧道寺产之争的案件,这样便直接迁罪于大师。同时,他们又诬陷大师救济灾民,实为侵吞国家库银。

  神宗本来对慈圣太后修建海印寺,以及宫中储积资金修复报恩寺等事耿耿于怀,只因神宗自己平时以孝道著称,所以平时只能强行按捺住对母亲的不满,此时得人告状,正好藉大师之事燃发怒火,大师由是被捕下狱,遭受了种种酷刑!

  大师在升堂拷讯时从容地说道:“我今愧为僧人,无法上报国恩、众生恩,我死了毫不足惜,只是这样低头认罪的话,却会伤了皇上对于太后有口皆碑的孝道之名啊!如若奉承了皇上,曲意妄招本来没有的罪名,则损坏了纲常之道,此决非臣子爱护君王之心也!将来青史上又如何评价皇上呢?我又怎么对得起皇太后,皇帝又将自己置身于何处呢?”

  大师以精诚之心,并不奉曲成招,但却如实招认了过去供养的七百余两黄金,愿请核查内库账簿。内库查清后,除了之前代赈的七百余金,果然没有其他出入。然而,以《明律》中『凡寺院庵所,除现在处所外,不许私自创建增置。违者,杖一百,还俗。僧道,发为边远充军。』海印寺虽然为慈圣太后题名,但未经神宗皇帝允许,仍然属于私创,大师终被以私建寺院为由,贬之还俗,充军于广东雷州,海印寺被毁。这样的重判,是当时仅次于死刑的罪名。

  自大师三月下狱起,京城内外诸寺院都为大师诵经礼忏,有些出家僧人还燃香炼臂持咒回向大师。到了十月底大师将南行时,朝中许多士大夫们,大多身著便服,策蹇前来相送。大师的母亲也来诀别,相谈中,大师见老母亲从头到尾,心胸中都没有点滴滞碍,更没有悲戚之情,于是问道:“您老听到儿子正处于生死之际,莫非就没有一点忧愁吗?”老母回答说:“生死都随业力而定,你应善自护持大道,不要替我担忧,今天我也与你长别了!”老母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了,大师望着老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,感慨地想:“天下父母都能这样,岂不可以顿尽生死之情了!”于是作了一首《母子铭》。

  真可达观大师在石经山与大师相约时,每每痛思禅门寥落,而曹溪却是六祖大师的禅法源头,于是和大师共同发愿:共赴曹溪以振宗风。当大师遇难时,达观大师正在匡山天池等候,听到大师遭难的消息,内心大惊道:“要是失去憨山大师,那么共兴曹溪的愿望也就不能实现了!”于是达观大师先赶到曹溪,然后赴京请好友相救。再折回聊城,听说大师准备离京,便回南京等待。

  大师到达南京后,在长江边一庵中和达观大师相见。达观大师提议要替大师陈白冤屈,大师坚决不予同意,认为此乃定业所感,不必多言。临别时,达观大师把住大师的手臂说:“我在天池惊闻您蒙难,故于佛前许下诵满一百部《法华经》的承诺,愿以此功德,保您平安!”大师听了,唯唯谢别。

  大师携侍者福善南下,第二年二月路过大庾岭,在岭头观看了惠明夺袈裟的遗址,作诗怀念之。大师见大庾岭崎岖难行,来往行人汗血满身,于是布施银两,叮嘱一位行者设立一座茶水庵在岭头。又劝之整修山路,几年后果然就修成坦途了。

  大师到了韶关,入曹溪南华寺顶礼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。这时的祖庭,一片凋蔽不堪的样子,大师饮了一口曹溪的水,内心感慨万分,吟了一首偈道:

  曹溪滴水自灵源,流入沧溟浪抽天,

  多少鱼龙从变化,源头一脉尚冷然!

  大师怀着凄凉的心情离开六祖大师的道场。到了五羊(广州),大师身穿充军的囚服往见了大将军。大将军亲自替他松了缚,又以斋食供养他,晚上留宿在海珠寺。

  大师住下后,一位常讲阴阳之学的周鼎石先生,一天率门生数十人来访大师。谈话间,周先生提出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」的《周易》论题,其中一位老道长提出自己的见解说:“人人都有知觉,日间应付事务的是这个知觉,夜里做梦的也是这个知觉,所以说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」”。周先生说:“大家都这样说,我心里认为不一定如此。”又问大师:“老禅师,请见教!”大师问:“这句话出自哪部典籍?”周先生回答说:“《易经》之系辞。”接着便把系辞的章句连读了几句。大师回答说:“这是圣人指示要悟不属生死的一著。”周先生一听,拍案叫好地说:“还是老禅师的指示亲切!”

  大家听了都觉罔然,纷纷提出问题。周先生解释道:“死生即是昼夜之道,通于昼夜(而不变),便不属于昼夜了。”这样一说,满座叹服。

  万历二十四年(1596)三月十日,大师抵达雷州,住在雷州城西的天宁寺,此古刹建于唐大历五年(770),苏东坡被贬时也曾住过此寺,并题名为“万山第一”。四月一日,大师开始着手注释《楞伽经》。

  这年雷州闹饥荒,疫疠横发,经年不下雨,死伤不可胜计。大师所住之处,好像尸陀林一样,到处都是尸体,因为有法力加持,才得安稳无碍。当时干旱得连井水也都枯竭了,随从大师的侍者福善,在半夜时等了一罐井水,以充一日之渴。到了七月,城内外横尸遍地,大师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,带领众人收敛饿殍,掩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和白骨,又为当地百姓作济度、祈福道场。道场的仪式完毕,倾盆大雨从天而降,地面上的雨水上涨了三尺,从此厉气即解,百姓于是得救。

  八月间,镇府让大师返回广州,大师初到广州时,上下官员见大师是带罪的僧人,一个个都非常轻视他。大师自幼出家,成长为一名声名远播的高僧,被当朝皇太后尊崇为大师,后竟因为弘扬佛法横遭劫难,五十岁时被朝廷革除僧籍,沦落为戍卒行武的罪犯,其中落差,不可谓不大!大师作《从军诗》二十首,其中写道:

  “出世还行役,谁悲道路难?长戈聊当锡,短发不胜冠。沆瀣余三岛,炎蒸厉百蛮。天南回首处,落日是长安,谁知逃世客,临老学从军!”

  又道:“髫年从白业,垂老脱缁衣,岂是君恩薄?多应世道违!”

  大师的一生,始终是降服习气,勘破自我执着,克服种种障碍,最后渐臻世出世间通达无碍、圆满成就的一生!

  如大师21岁时,报恩寺几近毁于一旦,执事僧众收入监狱,其他僧众皆作鸟兽散,大师临危而出,往来于刑部与寺院之间而力挽狂澜。26岁(1571)的冬十一月,大师避开温暖的南方,选择向天寒地冻的北方游学参历。一方面,大师发愿向苦寒中磨砺自己的意志;另一方面,当然也是仰慕当年常年驻锡五台山的华严宗祖师——清凉澄观国师的缘故。

  当时大师行脚到扬州时,天降暴雪,又适逢身体不适。大师学着托钵乞食,但总不得。反思原因,恍然了悟到自己身上还有二两银子,心理上总以为还有依靠,心里头始终挂着个“放不下”三字!大师遂请雪地中其他化不到食物的僧人到小店饱餐了一顿,花光了所有银两,置自己于一文不名的死地。果然,第二天乞食时,呼喊自如并乞得食物。大师于是在自己的钵上刻下“轻万钟之具”,称自己的衲衣为“轻天下之具”,从此“逍遥宇宙、去住山林”,反映出大师很早就具足了独行独步、勘破自我,以及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、勇猛精进、非同凡响的禅行者之特质。

  大师五十岁之前的修持经历,可以说是独行独步、向上出世、偏向于空寂的北方生涯;五十蒙难以后,于南方中混俗和光,反而消融了真、俗二谛之间的对立,证得了如《华严经》十行品中“佛法不异世间法,世间法不异佛法。佛法世间法,无有杂乱,亦无差别”的成就。大师在《与贺知忍》的书信中说到:“始至雷阳,以有漏之躯,水火不相入;第以性融之,则平等寂灭。”

  大师的另一封书信中又道:

  “贫道自出家以来,凡所称谓,与人未尝言兄弟二字。何也?其心志在于独行独步,不与世俗为伍,此乃向上出世志也。今在三年之内,方与交游,称兄弟。正是混俗和光,得力最初一步工夫。是知菩萨应世之心,妙在无方无住,为最上乘。六祖一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,则顿悟本来,旷劫生死苦轮顿息。此岂小丈夫哉!此则贫道自知,向皆住于偏枯空寂之地,即若世人住于烦恼海中,无二致也!”(《梦游集》卷十五)

  大师又说:“山野坐蛮烟瘴雾中,且喜生缘日薄,道缘日厚;形骸愈苦,心地愈乐。”(《梦游集》卷十六)

  总之,五十之后的大师认为,之前独行独步、沉空守寂的“偏空”修法,本质上和世俗人执着于“实有”是相同的;最上乘佛法,应该是“涅不异世间、世间不异涅这样空有不二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。故此大师,虽然形为罪囚之身,却以蔡德清之名,身着便装,头戴披巾,美髯长发——“以金鼓为钟磬,以旗帜为幡幢,以刁斗为钵盂,以长戈为锡杖,以三军为法侣,以行伍为清规,以呐喊为朝音,以参谒为礼诵,以诸魔为眷属,居然一大道场也!”(《梦游集》卷四十七)

  此正如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九中说:“涅际世间际无有异,一际无有异故,菩萨摩诃萨得是实相故,不厌世间,不乐涅。”

  第二年正月,会城也死伤了许多人,尸体遍地暴露。大师命人收拾掩埋了数以千计的尸体,又建了普济道场七昼夜,会城也便安宁下去。以前广东人士多不知有佛教,自大师教化以来,有很多人皈依了三宝。

  四月,大师写成《楞伽笔记》。因为皈依大师的许多儒家弟子等人士尚未深入佛理,大师又为他们撰写《中庸直指》,以通过这些弟子们熟悉的《中庸》,阐发佛法妙理。《中庸》开篇中说“天命之谓性”——大师直指这里的“天命”,就是一切众生的本然状态、本然天性——所以“天命之性”者,即是众生的本性,此本性本来清净,本来圆满,本来光明广大,这就是佛经中说的如来藏清净妙明真心,又称之为“本觉”。

  大师用佛法中的“体”和“相”来阐释“中”与“庸”:“中”是众生的本然天性,所以是“体”;“庸”是用,即本然天性的“作用、相用”。因为“中”体,天得以存在,万法得以形成;又因为“庸”用,日常流通的一切现象都是此“用”的显现。

  在这些儒家弟子中,为首的大多是当朝被贬的官员士大夫,其中还有阳明心学的核心人物,他们带着自己的弟子来拜见大师,大师则以佛家心性之学阐释儒家思想,使得他们对于参禅之道谛信不疑,一时“相率皈依法门者日益众,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!”

  有一位名为丁右武的儒家弟子,性情慷慨激烈,敬重高僧却不理会佛法。大师对他重下钳锤,佑武忽然大悟,从此皈依佛法,大师为之取号为觉非居士。

  当时的制台大司马陈罔如,对军法极严格,大师也没去见他,但陈大司马却常派人侍候大师。这年九月,大师同丁右武去拜访他,门役回说不见,大师只得折回。晚上陈大司马亲到船中拜访大师,还携带了茶点,一直谈到三更。大师非凡的智慧,在座的无不为之惊叹和佩服。此后,陈大司马对部下极力称赞说:“憨山大师是僧中的麟凤啊!”又下令让三司往拜大师。

  正因为大师在广东摄受了一大批以知名学者和官员为主的居士弟子,岭南佛法由是大兴。从此,当地官民无不仰慕大师的道德学问,经常有许多人拜访他,大师即以罪犯服登座为众说法,岭南佛教由此得以大力复兴!

  广东风俗,喜好杀生。中元节时,家家户户更要杀牲祭祀先祖,市井间的牲口堆积如山、惨不忍睹。大师建盂兰盆会,讲解《孝衡钞》,劝导大众放生、斋僧,用蔬果祭祀等。不少人都听从了大师的劝诫,从此凡是遇着了丧祭大事、父母寿日、祈禳、拜忏等也都放生斋素,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放生会。

  大师常常想起达观大师佛前许下诵满百部《法华经》的愿望,现在因缘成熟,于是在山岩叠壁之间构筑了一座禅室。大师召集了数十位弟子,效仿当年遭秦桧忌恨、被贬梅州的大慧宗杲禅师,冠巾说法。大师一边诵经一边说法,诵到《见宝塔品》时,忽然悟入佛陀最深之意——即示娑婆世界、人人目前的,正是一大华藏世界也!之所以经历“三变”,不过是佛陀特意为根器低劣者,所开的方便渐进之途罢了。于是立即着手写了一部《法华击节》。

  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大师刻印《楞伽笔记》百余部,赠送海内外寺院及善知识。时人评价说:“是时憨山大师,方演法五羊,远近淄素,仰若龙象。”


  接下篇:憨山大师略传(六)


  原载古月禅堂金堂古寺  转载请注明出处